□郭峰

玉堂清冷不成眠，伴直難呼孟浩然。暫借好詩消永夜，每逢佳處輒參禪。愁侵硯滴初含凍，喜入燈花欲斗妍。寄語君家小兒子，他時此句一時編。

這是宋哲宗元祐三年（1088），蘇軾任職翰林院期間，一個冬夜值班時，秉燭讀好友李之儀的百余首詩，讀至深夜后即興寫的一首《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余首讀至夜半書其后》。

李之儀字端叔，慶云人，自幼好讀書，入蘇軾幕府，是蘇軾的門生摯友，而蘇軾也極為欣賞李之儀的才氣。直到蘇軾被貶海南，兩人仍一直書信不斷。

此詩作于蘇軾任職翰林院期間，“玉堂”就是宋代的翰林院。北宋元祐（1086—1094）年間，社會上文風鼎盛，雕版印刷術日漸普及，各種印刷書籍快速流通，讀書、著書、藏書一時成風。蘇軾作為文壇領袖，深夜值守玉堂，清冷無眠之際，不尋俗樂，唯攜友人李之儀百余首詩作，“暫借好詩消永夜”，可見其畢生讀書治學之嗜好。百余首詩堪稱一部書了，所以，此情此景，當是北宋文人以讀書為樂的典型寫照。可以說，廟堂之上，士人大夫以藏書、寫詩、抄書為雅事；市井之間，各種名號的書院林立，私塾遍布。正如北宋詩人晁沖之在《夜行》中所寫：“孤村到曉猶燈火，只有人家夜讀書。”此種景象隨處可見。

蘇軾深夜讀其詩，把李之儀比作孟浩然，贊其詩作意境高妙。“每逢佳處輒參禪”，這體現(xiàn)了讀書人獨有的精神共鳴。兩人以詩詞為紐帶，結下跨越仕途浮沉的莫逆之交。這種以書會友、以文傳情的關系，讓讀書超越了文字本身，從而成為聯(lián)結知己、涵養(yǎng)人格的橋梁，也印證了，真正的閱讀從來不是孤獨的修行，而是與先賢、與知己的精神對話。

“愁侵硯滴初含凍，喜入燈花欲斗妍”，更把讀書人深夜讀書的心境寫得淋漓盡致。寒冬深夜、硯墨將凍、孤影寂寞之下，讀得佳句而滿心歡喜。在蘇軾眼中，暗夜中昏暗的燭光已變成了搖曳的燈花，一個“斗妍”已把“清冷”消融，開始值夜班時的孤獨寂寞已被讀書后的熱情喜悅取代。一個愛書之人、讀書之人的愛書之深、讀書之癡，躍然紙上。

蘇軾一生顛沛流離，卻始終“隨身唯書籍，相伴到天涯”，即便黃州、惠州、儋州一路遭貶，但不棄的仍是手不釋卷、著書不輟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他還一路建造書房，如密州西齋、黃州雪堂、惠州思無邪齋等。這種對書籍的珍視，對閱讀的執(zhí)著，從小處說，已是其個人安身立命之本；從大處說，已成為其傳承文明、滋養(yǎng)精神的使命。

千年已過，玉堂的燈火早已熄滅，但在大力倡導全民閱讀、建設書香社會的當下，重讀蘇軾《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余首讀至夜半書其后》一詩，為今人重溫閱讀之美、涵養(yǎng)書香之風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借鑒。這首詩依然散發(fā)著一縷不滅的書香，串聯(lián)起古今讀書人的精神追求。

在深入推進全民閱讀、建設“書香中國”的時代浪潮中，愿我們都能如蘇軾一般，以書為友，沉下心來讀經(jīng)典、品佳作，在全社會形成愛讀書、讀好書、善讀書的濃厚氛圍。讓千年文脈在書香中綿延不絕，以文化人、以文育人，涵養(yǎng)個人品格，潤澤民族精神，共筑書香中國的美好圖景。